導讀：面對不斷惡化的香港局勢，譴責暴力，拒絕極端主義并明確呼吁香港社會回歸秩序應是任何有良心的輿論領袖應該發(fā)出的聲音。法國中國問題專家高大偉（David Gosset)在向中國日報旗下傳播型智庫中國觀察撰文時指出。

高大偉認為引發(fā)香港騷亂有其內外原因。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和中央政府需要找到問題的根源，做出正確的決策，止暴治亂；同時，依賴智慧的領導力和治理能力解決香港深層次經濟社會問題，讓其社會各階層共享發(fā)展成果，與大陸融合，實現(xiàn)共同繁榮，顯得尤為緊迫。

這正是實現(xiàn)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一部分。

近兩個多月來，全球媒體都在持續(xù)跟進報道中國香港緊張局勢的進展。香港是一座高度發(fā)達的國際化大都市，750萬香港公民的基本權利得到了充分保護，所以但凡有良心的評論者面對香港騷亂都應第一時間譴責暴力，拒絕極端主義并明確呼吁香港社會回歸正軌。

在譴責過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后，有必要進一步了解騷亂的起因并制定有效政策，使未來的香港社會更加安定。

目前大多數(shù)對香港抗議活動的解讀都側重憲法或法律層面的分析，主要介紹關于1984年《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爭論，列舉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的討論，亦或是反思《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xié)助法例條例》帶來的爭議。

香港70人立法會中政治力量的多元性恰恰反映出各方在憲法和法律層面的分歧，其中包括《基本法》第68條提出的普選權問題。

不過，僅憑這些還不足以引發(fā)如此大規(guī)模且長時間持續(xù)的抗議活動。一些黑衣暴動者或許抱有政治動機，但套用“顏色革命”的樣板解釋香港的情況又過于簡單化。事實上，香港社會一大部分人的不滿情緒源于更深層次的經濟和社會因素。

在當今地緣政治日益復雜的時代，加之唐納德·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tǒng)，部分美國政府官員企圖通過支持或操縱香港獨立分子妨礙香港特區(qū)行政長官以及中國中央政府工作的行為也在意料之中。然而無論這些干擾因素如何復雜，都并非香港問題的根源所在。

在香港最動蕩的時刻，一些人可能幸災樂禍，一些組織或許還想進一步擴大騷亂，但外部因素對香港的影響終究有限。

影響當前香港局勢的因素紛繁復雜，其中香港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是危機的主要根源。

鄧小平（1904-1997）提出的 “一國兩制”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構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據(jù)《基本法》所述，香港享有高度有效的自治權。

鄧小平于1997年香港回歸前幾個月去世。他提出的“一國兩制”提供了強有力的憲法框架，使香港從殖民地時期過渡到了后殖民時期——香港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的155年里一直由英國統(tǒng)治。

回歸中國22年后，如今的香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已超過5萬美元，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也很高。然而，較高的基尼系數(shù)也表明香港社會存在極大的貧富差距。

換句話說，香港是屬于富人的。香港有67位億萬富翁，富豪人數(shù)超過世界上任意一座城市，但很多香港年輕人卻難以支付高昂的生活費用。香港的住房問題尤其嚴重。李光耀（1923-2015）提出“居者有其屋”的計劃，在他的領導下，如今90％以上的新加坡居民有了自己的住房，但只有50％的香港家庭擁有自有房產。

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使許多香港人的生活越來越壓抑。一旦將香港和與其毗鄰的深圳進行比較，香港人的焦慮感又會進一步加深。

深圳正在快速發(fā)展，當?shù)鼐揞^公司華為、比亞迪、順豐速運和騰訊都在不斷壯大。香港的發(fā)展卻陷入了停滯，與深圳形成鮮明對比。

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不僅成功解決了香港回歸后的問題，對推動深圳發(fā)展的意義也極為重大。2018年，深圳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香港。香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高于深圳，但如今的深圳已經成為一座充滿創(chuàng)新活力、經濟發(fā)達的城市，這在40年前是無法想象的。

更進一步來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取得的成就也使香港扮演的角色趨于正常。雖然《基本法》規(guī)定香港擁有“特別”行政權，廣東、上海、北京、成都和天津等地的發(fā)展已經使香港顯得“不那么特別”。

香港常被視為金融中心，擁有世界第五大證券交易所，但港交所一半的上市公司來自中國大陸。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市值也已經超過了港交所。

如果用反政府來定義民粹主義，那么示威者圍繞香港摩天大樓游行就是民粹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很多香港年輕人認為精英階層存在不公正的權錢交易，對此感到不滿并決定發(fā)起抗議。雖然歐洲和中國的政治背景存在明顯差異，促使英國走向脫歐的民粹主義情緒和希望香港脫離“一國兩制”體制的觀念還是有可類比之處。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無法與更龐大的政治實體維持平衡關系，英國或香港的實力都會迅速衰弱。

那么，香港政府要采取怎樣的戰(zhàn)略行動打破不公的社會現(xiàn)狀，為香港社會重新注入信任？

自2003年7月1日的游行之后，香港的狀況幾乎沒什么變化，甚至連2014年雨傘革命結束后的幾個月也是如此。因此，2019年的抗議活動要真正落實聚焦公眾利益的香港新政，推動香港社會轉型。

之所以稱其為一項新政，是因為香港政府必須付出空前努力，減少社會不平等，解決住房和社會人口流動問題，而不能單純依靠扭曲的市場力量進行調節(jié)。新政內容包括大規(guī)模投資以及工資和財政改革，這意味著大企業(yè)壟斷的終結。

第二，香港特區(qū)和中央政府要確立目標宏大的機制，打破香港年輕人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中國正走向復興，增進香港對內地發(fā)展的了解有助于增強互信，加深凝聚力。

第三，香港要在大灣區(qū)的框架內實現(xiàn)升級發(fā)展。大灣區(qū)是中國進入21世紀后提出的重大倡議之一。銀行、金融、服務和貿易是香港的傳統(tǒng)優(yōu)勢。通過與大灣區(qū)金融生態(tài)系統(tǒng)相銜接，香港可以發(fā)展為世界領先的智慧城市之一。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香港應激勵企業(yè)家和創(chuàng)新者，而不能再依賴房地產開發(fā)商提振經濟。

第四，香港在大灣區(qū)與廣東建立了互惠互利的聯(lián)系，而“一帶一路”倡議則更有利于這座城市的長遠發(fā)展。香港可以通過將自身和大灣區(qū)打造成建設新海上絲綢之路的引擎，為自身和東南亞、印度洋、中東及非洲地區(qū)創(chuàng)造價值。

相信香港和中央政府會找到應對當前危機的辦法。為了化解危機，雙方需要具備找到問題根源所在的能力，做出正確決策的勇氣以及帶著信心和決心針對問題進行溝通的能力。

換句話說，只有智慧的領導力和治理能力才能推動香港走向與大陸共同繁榮的未來，這正是實現(xiàn)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一部分。

（文章來源：中國日報旗下傳播型智庫中國觀察）